我国古代官制有长达四千年之久的历史。在这四千年中，随着王朝的更迭与发展，官制也随之发生改变。但其改变之宗旨，归根结底就一条主线——加强皇权。当这条主线走到了明清两朝之时，中央集权、君权至上已经到达极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王朝建国初期即废中书省，也就是罢黜丞相之职，而由皇帝直接管辖六部。清承明制，亦是如此。至此，朝政大事皇帝一人大权独揽，乾纲独断。

尽管明清政体制度一脉相承，但就帝王集权方式与形式上又有较大差别。其中辅佐皇帝们集权的重要机构就不完全相同，明朝主要是内阁，而清朝自雍正皇帝始，辅助皇帝集权的机构就转变为军机处。尽管两个机构都属于朝廷中枢，但是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应该说明朝内阁的权力以及重要程度，远在清朝军机处之上。

上图_ 明代官制简表

正式与非正式之差

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之后，继续延用太祖朱元璋罢黜中书省制度。但是，对于热衷于开疆拓土的成祖皇帝来说，将他的全部精力与智慧都用于处理朝政，显然是不情愿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帮助皇帝处理朝廷日常政务的机构便呼之而出，这也就是明朝内阁制度诞生了。注意，这个时候仅有“制度”诞生。但随着皇帝对内阁依赖程度逐渐提升，内阁在朝廷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内阁”也成为了明朝的一个正式的权力中枢机构。

而军机处的诞生就似乎很“偶然”了。雍正七年，雍正皇帝以“西北战事紧急和内阁大臣有泄露军机”为由，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军机处。而后军机处成为常设机构并被历代清朝帝王倚重。但是这个影响了大半个清朝的权枢机构，却自始至终都是“临时”设立。

千万别小看了这正式与非正式之差，对于临时机构，撤用与否，可仅皇帝凭一人意愿而定。而正式机构的设立与裁撤，要经过一系列流程才能最终决定的，这就不是皇帝一句话，如此简单的事儿了。

上图_ 清代官制简表

专职与兼职之差

明朝内阁与清朝军机处，正式与非正式的另一个实质性的差异就是，明朝内阁阁臣的职务为正式职位，而军机处的各类职务，都是由其他职位兼职而为。

明成祖组阁之初，阁臣成员都出自其他朝廷机构，当然以“六部”骨干心腹为主。仁宣时期，以“三杨”为代表辅政近臣直接入阁，内阁权力迅速提升。此后，内阁权力持续提升，等到明朝中叶，内阁大臣职位上与其他朝廷部门彻底分离，正式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朝廷核心权枢机构。而成为首席大臣，更是成为朝野上下名副其实的第一重臣，“首辅”与“阁老”等敬称出现并被皇帝接受。嘉靖之后，出现内阁首辅把持朝政，成为了没有宰相之名的宰相。

上图_ 军机处旧照

反观清朝军机处，因为是临时机构，所以从始至终，军机处的官员都未曾脱离六部等其他朝廷职能机构。这样就无法与六部等机构，形成根本上的权力冲突，更不会借皇帝亲信之机而凌驾于六部之上。如此就极大可能地避免了皇权旁落。

当然了，尽管军机处权力有一定制约，但是实际权力依然很大。因为军机处成员，尤其是“大军机”，也就是首席军机大臣，最有机会与皇帝讨论国政，因此对于国家大事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另外，由于皇帝的命令，大多是经由军机处发出，因此最先掌握皇帝决策情报的也是军机处，所以军机处这一清朝承上启下的办事机构，其地位之重要性与特殊性，绝对是毋庸置疑。

上图_ 军机处机构一览表

上图_ 乾隆年间军机处起草的答谕旨

明清皇帝个人意志力与能力之差

其实无论是内阁还是军机处，归根结底都是封建朝廷的一个机构，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皇帝更有效地统治王朝，因此，他们的权力的都是皇帝赋予的。至于赋予程度和多少，更是取决于皇帝个人。换句话说，会不会出现皇权旁落，除了制度缺陷这一客观原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皇帝本人能力上的差异而导致。

掌握权力的结果应该是令人亢奋的，全天下人都对你敬畏到无以复加，这种感觉应该很爽吧。但是，拥有权力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即要耐得住寂寞，更有付出常人所不及的努力。换句话说，勤奋与自律是维护权力集中的必要前提。在这一点上，清朝皇帝显然要远远强于明朝皇帝。

上图_ 严嵩（1480年－1567年）

明朝在二祖二宗四代皇帝之后，皇帝的自律与勤奋程度开始下滑。尤其是一些个性较强皇帝，如武宗正德皇帝、世宗嘉靖皇帝、神宗万历皇帝以及熹宗天启皇帝，都是比较贪玩与任性之辈。他们对待本职工作态度上很不端正，本着“大事不糊涂，小事不在乎”的态度，以个人喜好以及个人性情为行动准则，而很大程度地忽视了责任与担当的重要性。

实际上，所谓的“小事不在乎，大事不糊涂”完全是自欺欺人，给自己玩忽职守找借口而已。明朝第一大“奸相”——内阁首辅严嵩，就是利用嘉靖皇帝的自以为是而做到权倾朝野，进而利用职权为自己及家人谋取权益。

还有一位内阁首辅也做到了大权独揽，他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在辅政前提下，得到皇帝以及太后的信任而得到权力。并且掌握大权之后，也是为了大明王朝鞠躬尽瘁。与严嵩之辈乃天地之差。

但不管怎么说，以严嵩与张居正为代表的内阁首辅，已经达到了制约，甚至是皇权的程度。而整个内阁也几乎把持了同时代的明朝朝政。

上图_ 张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

再看清朝皇帝，则大多以勤勉著称，自律性相对较高，这也是清朝几乎没有昏君（同治皇帝算半个）的重要原因。而清朝皇帝这种高自律性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在皇子时期接受系统、完备而严苛的传统教育。在传统文化熏陶下而塑造成的清朝皇帝，不但尽可能地被消磨掉了顽劣个性，做到恪尽职守，同时对权力的把控，更是到了“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程度。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皇权旁落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清朝最有可能形成，所谓相权与皇权制衡的时期，就是在同治初年。也就是相权代表人物恭亲王奕訢与皇权代表人物两宫太后之间的权力相对平衡。但这种平衡，轻而易举地就被手段并不算高明的西太后所打破，相权代表奕訢迅速沦落为皇权代表西太后的大管家。

上图_ 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即和硕恭亲王

这一事件充分证明了，清朝皇权的高度集中性极强。即便是以亲王身份，成为首席军机大臣，所谓核心政治圈内中枢骨干，即便在皇权相对衰弱的时期，都没有制衡皇权的可能，所以其他时期，以“奴才”身份当选的首席军机大臣就更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了。至于军机处，就更不存在把持朝政的可能，唯有听命于皇帝，唯命是从的份了。

因此，清朝的军机处的地位，真的仅仅是皇帝的参谋部与秘书处的二者结合，这与凌驾于六部之上的明朝内阁，其地位差距真不是一星半点。